1月21日，江蘇省徐州市泉山區檢察院對行賄人馮文慶依法提起公訴。該案中的受賄人、泉山區湖濱街道辦事處原黨工委書記魏蘇，因收受施工方、拆遷戶的財物60余萬元已被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并處沒收財產15萬元。
據了解，2011年至今，泉山區檢察院共辦理拆遷領域的職務犯罪案件8件9人，其中2013年辦理了5件6人。拆遷領域職務犯罪呈現出哪些特點?為何“蛀蟲”屢禁難止
拆遷“黃牛”盯上一線拆遷人員
據泉山區檢察院辦案檢察官介紹，虛報補償數額、偽造補償手續，是社區工作人員、村級干部等一線拆遷人員騙取補償款的主要方式。他們承擔著現場確認、丈量調查、動遷審核等工作，往往直接利用政策漏洞侵吞公款。
徐州市泰山社區原書記倪昌軍在拆遷過程中，從拆遷戶身上“做手腳”。2011年9月，拆遷戶吳某因補償單價沒有談好，成為“釘子戶”。考慮到自己與吳某認識，且吳某在當地做著小生意不敢把事情鬧太大，倪昌軍主動接下這塊難啃的“骨頭”。倪昌軍與吳某的“談判”非常順利，最后，不僅拆遷補償單價一分錢都沒有漲，吳某還同意在已經丈量好的補償單上虛增鋼結構大棚1420平方米，以幫助倪昌軍套取地面附著物補償款44萬余元。拿到這筆款后，倪昌軍全部用于支付旅游費用、發福利等。2013年11月，法院以濫用職權罪、貪污罪、受賄罪數罪并罰，決定對倪昌軍執行有期徒刑六年，并處沒收財產4萬元。
隨著拆遷“黃牛”的出現，一線拆遷人員逐漸成為他們賄賂的目標。拆遷“黃牛”周旋于政府部門、拆遷單位和拆遷戶之間，專營拆遷漏洞，行賄工作人員，以各種不合理的理由騙取拆遷補償款。在縱某家被拆遷過程中，“黃牛”陳友誼(已判刑)間接找到了徐州市云龍社區原書記李井龍，協調補償事宜。李井龍明知縱某的拆遷材料可能存在問題，仍直接在面積確認單上簽字，致使違章加蓋面積和虛假的住改非營業面積獲得補償。2013年11月19日，李井龍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二年。
街道辦“一把手”收取施工方賄賂
2010年4月初，泉山區湖濱街道辦事處轄區內的棚戶區改造工程啟動，魏蘇作為該辦事處的“一把手”，被任命為拆遷領導小組組長，全面主持拆遷工作。
工程啟動不久，馮文慶找到魏蘇，表示想承包一部分拆遷工程，魏蘇同意。馮文慶因為沒有拆遷工程資質，就借用了一家拆遷工程公司資質，以該公司的名義與湖濱街道辦事處簽訂了拆除承包協議書。馮文慶在供述中說:“個人是不可能有拆除資質的。我只要給有資質的公司合同標的額1%至2%不等的費用就行了。”
為表示感謝，也為今后能承接更多的工程，2012年初，馮文慶來到魏蘇辦公室，送給魏蘇一張存有10萬元的銀行卡。
與一線拆遷人員相比，個別涉及拆遷的管理人員，主要利用負責拆遷工程的職務便利，收受施工方、拆遷戶的賄賂。魏蘇的全部犯罪事實就都發生在拆遷領域，其單筆受賄數額高，僅10萬元以上的就有4筆。2013年9月，魏蘇被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并處沒收財產15萬元。
在看守所中，魏蘇不止一次提到拆遷工作辛苦:面對眾多的拆遷戶，需要大量的時間梳理化解。因此，看到施工方、拆遷戶因為干工程或房屋補償，輕輕松松就可以拿到一筆筆款項，他的心理逐漸失衡，終于將手中的權力變成了牟利的工具。
“我作為街道辦黨工委書記，有權決定將拆除工程交給哪個拆除公司干，工程款的撥付也需要我簽字同意。”魏蘇在供述中說。
由于拆遷工作政策性強、工作要求細、經歷環節多、參與人員雜，“單打獨斗”違法犯罪的幾率相對較小。因此，犯罪嫌疑人往往采取聯手作案、共同合謀的方式，相互勾結、共同牟利。僅在泉山區檢察院辦理的拆遷領域職務犯罪案件中，窩案、串案比例高達62%，一起案件往往會牽出其他人員相關瀆職或貪賄犯罪。
檢察官建議建立健全拆遷監督管理機制
拆遷領域職務犯罪人員職位不高，但權力不小，造成的危害更是巨大。拆遷領域職務犯罪涉案金額動輒數十萬、上百萬元，導致國有資產嚴重流失，加大了拆遷成本。
除犯罪分子個人放縱貪欲外，拆遷補償過程中的一些制度漏洞也是導致這一領域職務犯罪高發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土地補償款采取包干發放模式，國土部門事先估算補償金額下撥到社區賬戶。由于估算時標準較高，補償款多有剩余，給補償項目留有較大的談判幅度，容易滋生濫用職權犯罪。另一方面，補償款撥付后，相關職能部門不再對具體使用情況進行監管，極易導致該款在拆遷過程中被私自套取、挪用、侵占，違背了專款專用的原則。
辦案檢察官建議，建立完善的拆遷補償機制，及時公布土地征用公告程序、審批程序，并由國土部門或者其他職能部門對補償款使用情況進行實時監督管理，減少違法操作空間。健全財務管理制度，嚴禁私設“小金庫”，讓群眾了解財政資金的收支使用情況。同時，將拆遷納入招投標范圍并確立監督機制。進一步規范拆遷工程招投標程序，逐步完善方案制定、媒體公示、專家選擇、隊伍資質認證等關鍵環節，做到公平公正。實行拆遷監管的聯席會議制度，監察、財政、審計及主管部門等單位提前介入，形成監督合力，防止拆遷“蛀蟲”。
